文学院的许闫经历了一场难熬的小组任务——老师要求在课堂上阅读文献后现场讨论，但是小组氛围很沉闷，大家坐得很近一言不发，或者用AI生成一段后发在群里，但老师还要求每个小组整理一份讨论记录。“好不容易合作写出来了，想让大家确定一下，又是无人回应，最后我没办法多次艾特全体成员，才有人理我。”许闫说。
大学里，几乎没有同学可以避开“小组作业”的历练。豆瓣“小组作业受害者联盟”小组聚集了数千名大学生。一张流传甚广的饼状图反映了大家的心声：从小组作业中学到的东西，5%是与人合作的技巧，15%是新的知识，35%是独立完成作业的能力，45%是对他人的不满。
本是培养协作能力的教学形式，为何让学生如此反感？
被“绑定”产生的分数争端
“有人想拿高分，有人只要学分。”许多受访者提到，目标不一致是小组矛盾的第一道坎。
信息安全专业的王紫萱发现，做通识课作业，很多人浅尝辄止，而她想做好，“这种根本矛盾一旦存在，就没有理由和立场说服对方”。政治与管理学院的林川也提到，当想拿高分的人被分到大多数人只想及格的小组，前者就会承担更多工作。文学院的李思竹认为，还有些人不是不想干，而是发现自己能力跟不上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，于是半主动半被动地避开核心任务。
这种“同组同分”的不公贯穿了几乎所有受访者的讲述。
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景星维建议，可以把分数拆解为基础分和个人浮动分，通过匿名互评和自评，让贡献大的人多得一点。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唐信峰则更谨慎——完全精确量化个人贡献在操作上几乎不可能，“有人表示自己核心思路贡献多，又有人认为自己脏活累活干得多，很难比较。”他倾向于在课程中保留个人作业部分，比如期末报告采取个人形式，用另一种方式拉开差距。
即便大家都怀着想做好的积极态度，小组作业的过程也未必顺利和谐。李思竹发现，若是每人分别负责一部分，最后分开汇报的分工形式，问题则会出在“都想表现”上。小组汇报总共20分钟，5个人，平均每人4分钟。“前面所有人都超时，留给我的时间就不够了。”她认为这种摩擦的本质是“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小组中最亮眼的那一个”，在这种形式的汇报中，“老师还是会将每个人的表现分开评价”。
而在“内容撰写-PPT制作-上台汇报”的这种分工方式中，计算机专业的赵宇鹏表示，作展示的那个人确实更容易被老师记住，在评分中更有优势。还有些同学为了保证高分，会把有些组员排除在核心工作之外。王紫萱观察到，他们能力强且不信任别人，自己大包大揽；也有些团队里，熟悉的小圈子已经形成，后加入的人很难真正参与进来，只能做边缘工作。
景星维将划水分为几种：文科小组容易“搭便车”，理工科小组，则是技术差的学生容易掉队，思政类公共课人多，有的学生觉得“水水也能过”。针对能力不足的被动划水者，他指出教育者需要主动引导：把大任务拆成小步骤，分阶段提交，明确合格标准，私下鼓励，允许从辅助性工作做起。
与故意划水者的攻防战
新闻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张宇回忆起研一下学期那次小组作业，语气里带着疲惫。老师将同学们随机分配为5人一组，张宇所在组的缺课同学是失联状态，组员交上来的文献一半是无关或过时的。她主动牵头，建群、约讨论、拆分工，可离截止日期只剩5天，报告还没成型，她一边催一边自己接手，每天熬到凌晨两三点，最后她和另一位同学熬夜赶完报告。汇报前一天，此前几乎没做事的缺课同学忽然提出批评“报告写得不好”“PPT太丑”，第二天甚至抢着发言，把功劳揽给自己。
“老师给了中等成绩，可这个结果，却是我和另一位同学拼尽全力换来的。”张宇说。
这类主动划水的人，抱着“反正有人会做”的心态。许闫也遇到过类似的事——学生会修改会议记录，截止时间快到了组员全部联系不上，他一个人忙到凌晨两点，事后对方只是轻飘飘一句“忘记了”。
面对主动划水的人，大多数人选择沉默。王紫萱表示大家很少认真对这种“摆子”“开火”。许闫也提到，熟人合作很难推进进度，“因为都是熟人，约束力没那么强”。
唐信峰谈到，同学情面是一把双刃剑，它能让协作有人情基础，但也可能让人不好意思催、不好意思批评。一个团队里需要有人站出来承担领导角色，去协调、去分配、去督促。景星维给出了具体办法：第一次开会就白纸黑字写分工和截止时间，用任务书代替口头承诺；如果谁连续两次没完成任务，小组有权重新分工。
张宇回忆自己的那次经历，“除了有人划水，分工也不够细致。”她只考虑了任务拆分，没有结合每个人的特长和时间安排，也没有明确具体要求和截止时间。作为牵头人，她在安排上没有做好。
她总结出了一套方法：分工要结合特长和时间，形成书面分工表；建立定期进度同步机制；对敷衍了事的人及时提醒，必要时向老师反馈。林川也从另一个视角提出自己的经验：大部分作业两三个人就能完成，但分组动辄五六人，“人越多，作为组长反而越难组织、越难动员”。
唐信峰认为，很多小组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任务分配没有想清楚。“在开始讨论的时候，就得想清楚分配好，每个人做什么，做到什么程度，什么时候交。”分工要基于每个人的特长和意愿，而不是随机摊派，“有些人查资料好一点，那就查资料；有些人擅长表达，那就作汇报”。
“没有一个人天生是领导”
唐信峰指出：“没有一个人天生是领导。”如果之前没有练习过，小组作业刚好是一个锻炼的场合。王紫萱也是从诸多挑战中慢慢摸索出来的。她的经验是：要么自己多做一点，主动承担推进角色；要么找一个靠谱的领导者，跟着他做。最重要的是“尽量找目标相似的人”——只要大家想做好，执行力、特长有差别都可以沟通。
也不是所有人都困扰于小组作业。计算机专业的赵宇鹏习惯和室友组队，分工明确，有问题直接沟通。即使自己多做了，也不会斤斤计较。“这次作业多做了，下次就少做一点。”他在作课堂展示时，会尽量多强调其他成员做的事情。许闫也建议，最后成果汇报时应该把每个人具体做了什么交代清楚——让每个人的贡献被看见，是很多学生心中理想小组作业的样子。
唐信峰鼓励学生别害怕和别人合作：“在课堂外多做一些人际关系建设，找到与你志同道合的人或者小组作业搭子。”从中学到大学，大多数学生习惯了单打独斗，但进入社会之后，几乎所有工作都需要与人合作。唐信峰认为，不同的人在小组作业中锻炼，可以逐渐找到各自承担的角色，通过小组作业的练习，领导者学会协调矛盾，协作者学会跟随，破坏者也会受到群体压力而社会化。这对未来职场发展很有利。
接受采访的同学表示，除了学生方面适应、接受，他们也期望教师对于小组作业的出题、安排更为合理。李思竹认为，可以在组内设置不同分数等级，组员明确将自己归为某一等级后，再承担相应的不同分量和难度的工作，让想要获得高分和量力而行的同学各得其所。张宇也提到，希望小组作业难度、规模适中，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，作业主题要贴合课程学习内容，并期待引入合理的互评机制，将互评结果作为评分的一部分。
近两年，生成式AI成为新变量。许多文科生发现，AI可以直接代劳文献搜集，需要撰写的文本也更容易使用AI直接生成，他们普遍担忧AI会让作业质量下降；理工科学生则相对乐观，因为代码、数据处理等任务AI能辅助完成，拉平了能力差距。
唐信峰认为，AI是工具，关键在于作业怎么设计。“如果文科学生觉得依赖生成内容就能完成，说明作业布置得太简单了。”他建议老师把题目变得更有创造力，让学生真正动脑、与AI多轮交互。同时他强调，AI生成的内容常有事实性错误，最终还是靠人的判断力把关。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许闫、林川、张宇、王紫萱为化名）
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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